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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贝兰克梵。上次上证报记者采访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已是2007年。“这仿佛就在昨天。”贝兰克梵说。
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爆发前，他预见到金融市场风险，提前处置了高盛所持风险仓位，这也是确保高盛在危机中并未受到较大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且预言“市场没有足够大的‘降落伞’来应对危机”。
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倒闭破产、高管“走马灯”似的轮换等事件让市场看得眼花缭乱，而贝兰克梵则一直稳坐在高盛“掌舵人”的位置上，带领高盛在全球投行业屹立不倒。2012年高盛以净盈利74.8亿美元交出一份超市场预期的财报，且全年兼并收购数量全球排名第一，在股权和股权相关发售及普通股发售中排名第一，债券承销净营收19.6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新高。
对此，贝兰克梵只是说，“去年盈利还不错，但并没有危机以前好”，现在面对各种监管、法律、股东和公众的问题，还有美国经济复苏但弱于预期、欧洲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等，并不是有利于投资银行营运的好环境。
在被记者询问到沽清所持工行股份是否意味着高盛在华战略调整时，贝兰克梵坚定地说，高盛在华战略是持续投资、与中国共同成长。他说，“并不是对工行和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而是我们的监管有更多资本金要求”，“出售工行股份是温和的、持续的，选择并不会损害工行声誉的时点”。
自1982年加入高盛，贝兰克梵在高盛工作长达31年，他笑称“我从未认为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么长时间，每年、每天，我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直到有一天当我看日历发现我已经在这里工作30多年了。”
目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时点
整个世界都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此时中国经济体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世界经济很多增长动力都来自中国
“我经常会来中国，每年都会来好几次，去会见监管层、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企业CEO们。”记者与贝兰克梵的对话轻松开场后，他马上就提到了中国经济。“我认为目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时点，它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
“整个世界都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此时中国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世界经济很多增长动力都来自中国。我在全世界行走发现，中国的增长故事已不仅仅受到中国自身的关注，现在全球每个国家都在关注中国，比如与中国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机构等。”
当记者问到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市场关注的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政策，期待了解最新改革议程，想知道改革的优先项是哪些，关注点在哪里，这些改革实施起来是会容易还是困难。
贝兰克梵说自己是中国的长期投资者，而不是短期投资者，会为自己和孩子投资中国。当被问到认为短期中国经济风险在哪里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包括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和改革的态度、全球经济风险对中国的传导，经济过热、经济增速放缓会对中国形成的压力等。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采取很有效的政策，且执行能力让全世界叹服。中国有着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人才，所以长期来看，我是看好中国的。”
“经济变化存在周期，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短期的经济发展更难判断。就像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不是每年都是美国年。你能拥有21世纪，但是未必每年是中国年。”贝兰克梵说。
出售工行并不意味战略调整
出售工行股份，并不是对工行、或中国经济有看法，而是监管者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要求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更为强劲
“高盛在中国的战略是持续在中国投资，与中国共同成长。在这一原则下，我们持续增加投资、扩大业务范围。(出售工行股份)这不是对工行没有信心，也不是对中国战略的改变。”在被上证报记者问到5月底沽清所持工行股份，是否意味着高盛将调整中国战略时，贝兰克梵如此解释。
今年5月下旬，高盛通过场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工行H股、套现约11.2亿美元，这是高盛第六次减持工行H股，在本次减持后，高盛不再持有工行股份。
高盛2006年投资工行，且双方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多个领域有合作关系。根据相关减持记录，高盛此前5次减持分别发生在2009年6月、2010年9月、2011年11月、2012年4月及2013年1月。这也意味着，在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高盛并未大规模减持工行，而是将减持行为选择在经济逐步复苏阶段，且每次减持规模较温和、在13亿股至30亿股H股不等。
贝兰克梵说，“我们出售工行股份，并不是对工行、或中国经济有看法，而是我们的监管者对我们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要我们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更为强劲。”他续称，“对我们这样的银行来说，永久性持有工行成本很高，而且，作为一家银行来持有另外一家银行的股份，也会使得我们这部分资产风险提升。”
按照在减持时间点的工行港股价格粗略估算，高盛对工行的投资累计获益98.2亿美元。贝兰克梵也坦率地告诉记者，“投资工行很成功”。然而，“随着全球监管机构都在要求银行收紧资产负债表，持有更多资本金，我们清楚意识到了这种压力。今天上午我还和工行的姜建清董事长会晤，讨论下一步高盛与工行的合作关系。而且，在出售工行股份时，我们也采取温和的方式，持续、逐步出售所持工行股份，而且选择不会损害工行声誉的时机出售。”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点不明
政策、经济都要回归正常化，量化宽松政策最终也需要结束。至于退出的时点，究竟是今年9月、还是明年，时点的选择还是要看美联储
就在本月初，美联储以全体一致的表决结果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III，这意味着美国银行业从明年开始逐步采用更严厉的资本金标准，其中，将核心资本比率提升到至少7%，一级普通资本充足率将至少提升到4.5%，并设立2.5%的一级普通资本留存缓冲。
此外，美联储官员还表示，希望在未来几个月采取行动，针对美国八大银行提出四个单独的提案。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对银行业务融资规模即杠杆比率设定严格上限，并追加资本金。这些银行被视为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包括高盛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公司等。
贝兰克梵告诉记者，巴塞尔协议III对高盛的影响“立竿见影”。尽管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内容真正执行和落实，仍需要多年时间。但是在美联储批准巴塞尔协议III执行后，市场、股东的期望就开始随之调整。
“市场、股东希望我们能够较快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我们需要向他们汇报我们的执行进展情况。”贝兰克梵称，“因此巴塞尔协议III对高盛的影响马上就发生了，当这项条款被通过之后，市场、股东会期待机构能够马上满足这项要求，他们要求的速度甚至比监管者要求的速度还要快。”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有关减购国债计划、以及根据经济情况判断退出量宽政策时机等言论，在美国股市、债市、汇市等引发了一系列的波动。在被记者问及有关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所产生的影响时，贝兰克梵表示，如果刺激政策结束，市场会开始担忧目前的经济复苏和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而这也是金融机构需要担心的内容。
“但是，政策、经济都要回归正常化，量化宽松政策最终也需要结束。至于退出的时点，究竟是今年9月，还是明年，时点的选择还是要看美联储。”贝兰克梵说，如果美联储减少购买国债，这也是对美国经济复苏和健康发展有信心的体现。
在全球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监管者们都无一例外关注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而这是否会是另外一场巨大金融风险的起源，贝兰克梵告诉记者，存在这种可能，不过也应该看到，为了避免相应的风险，很多高标准、高资金要求的监管条款已经设立。
“如果没有风险的话，也就不需要对此加强监管了。”贝兰克梵说，“但是我并不是说这就会引发另外一场危机。金融机构受到美国证监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因而风险相对较小；还有一些非银行机构是没有受到这些监管的，我并不是说风险会来自他们那里，但是他们确实存在较高的风险。幸运的是，这些机构规模较小，如果他们暴露风险的话，后果不会很大。”
新兴市场增速放缓而非衰退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变得更好，发达国家经济体衰退了，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变小，他们只是经济增速放缓，而不是跟着衰退”
在谈到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差距在逐步缩小时，贝兰克梵认为，下一代人仍然会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在持续增长，并最终赶上发达国家，但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存在风险。
“新兴市场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但其内部存在较多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新兴市场内各个经济体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资金流入和回撤等现象，尤其是当投资者从风险规避型转向风险倾向型之后。新兴市场本身存在较多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对此焦虑不安，则有可能会回撤资金。而且新兴市场内各个经济体之间也会存在不成比例的经济增长。”贝兰克梵说。
纵观其他时代和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任何经济体的增长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贝兰克梵表示：“我要说，新兴市场并没有脱离发达经济体而存在，的确，新兴市场拥有独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世界。因为他们生产的最终产品、销售的商品会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成影响。”
不过，贝兰克梵强调，这也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美国一打喷嚏，新兴市场国家就感冒”的时代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变得更好，发达国家经济体衰退了，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变小，他们只是经济增速放缓，而不是跟着衰退。”
至于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贝兰克梵说：“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他们一直都存在，而这也正是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处于‘发展中、始于低水平状态’的原因，也正是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投资机会、增长机会的原因。”
“当经济发展很美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忽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当经济出现放缓、衰退时，人们就会看到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迹象。”贝兰克梵说，这些是弱势，也正是机会。因为投资者知道这些国家会在他们薄弱的领域加大投资，这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机会，提供工作机会，创造财富。
中国经历结构性调整是必然
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有效措施，银行增加了信贷供给，有助于中国渡过危机，维持经济稳步增长。而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必然过程
“还有一个月，就距离雷曼兄弟倒闭整整5年了，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贝兰克梵感慨道。“这段时间里，美国金融机构做了很多去杠杆化工作，机构自身想要去杠杆，监管者、市场、股东都要求机构去杠杆，这使得他们感觉更安全，也意味着机构需要提升资本金、缩减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够赚取更多盈利，这很重要。”
过去5年来，全球监管者都出台了很多有关降低分红、提升资本金的法规，股东也要求机构更严格地自我管理。“但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过去5年一直在推进，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他说。
同样地，中国目前也在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你必须注意到，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经济不会保持在杠杆化过程中一样的增速。”贝兰克梵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这也是中国银行业杠杆率提升的原因之一。
贝兰克梵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表现，政府出台有效措施，银行增加了信贷供给，这些都有助于中国渡过危机，维持经济稳步增长。而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在经历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当前并不是投行的最好环境
美国经济在复苏中，但弱于预期，欧洲经济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并购业务、交易类业务都相对较少
2012年高盛交出了一份靓丽的财报，以净盈利74.8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且在全球投行中继续保持领军地位，全年兼并收购数量全球排名第一，在股权和股权相关发售及普通股发售中排名第一，债券承销净营收19.6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新高。
“我们只是努力要做得和过去一样好，去年的盈利也还不错，但是并不是历史最好的，并没有金融危机以前好，危机前平均每年ROE为20%，现在则约11.5%水平。”贝兰克梵说。
究其原因，贝兰克梵表示，“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流动性，使得我们各项业务更安全。同时，美国经济在复苏中，但弱于预期，欧洲经济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并购业务、交易类业务都相对较少，这对投资银行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环境。”
此外，“我们仍需面对一系列的监管、法律问题，客户也对经济不确定性存在担忧而减少交易。一些新的监管法规如此之新，以至于它们有些内容甚至都尚未公布或予以实施。我们也还在调整过去存在的问题。”
对于危机以来，高盛所发生的变化，贝兰克梵说，高盛需要募集更多资金，面临更多监管要求，也受到更多的业务干预，需要在公众和高盛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
“我们没有零售银行业务，但是危机之后因为公众对我们业务的关注，我们了解加强与他们的沟通的重要性。危机以来，我们还未完整地经历一个经济周期，经济步入衰退、之后复苏，但尚未进入繁荣期。”
以上都导致金融机构竞争方式的调整。贝兰克梵说，监管转向全球性监管，去杠杆化要求机构收窄业务，过去数年来信息科技的进步，这些都对金融机构带来挑战，“我们花费很大精力来满足监管、公众、股东、客户的要求，我们需要变得更透明、监管约束更严格。”
而高盛需要通过与客户加强联系来保持竞争优势。贝兰克梵说，危机以来，很多机构改变了商业模式，比如开始从事零售业务、或者从国际扩张转向国内市场，但是高盛并没有改变战略。
“我们仍专注于投行业务。我们的运营仍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大战略并没有改变。”贝兰克梵强调。
近期，高盛陷入了“操控铝价”的市场丑闻当中，被指利用转移铝库存来拉高铝市场价格。同时，也有报道称高盛正在寻求出售其金属仓库，这距离其充满争议性地进入这个行业仅有3年时间。
贝兰克梵表示，金属仓储业务是非常好的业务，确实有一些报章讲述了很多相关所谓的“故事”，但是他强调“高盛在金属仓储业务上没有丑闻”。
至于是否会出售高盛的金属仓储业务，贝兰克梵说，如果市场有好的机会，会选择出售；但如果没有好的价格，高盛会选择持续拥有。高盛视其金属仓储业务为一项投资，如果最终出售，那会是基于对这项投资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