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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25日在乔治城大学就气候新政发表公开演说时指出，美国人已经为（在气候问题上）无所作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强调，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行动起来”。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点是，奥巴马在演讲中公布了新的减排计划，并提出三项具体措施推动计划执行，分别是减少本土碳污染、使美国在面对气候变化影响时做到有备无患以及让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表率。
路透社披露的细节显示，为降低美国国内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奥巴马打算签署一份总统令，要求美国环保署（EPA）根据各联邦州、电力企业和其他电厂股东上报的碳排数据建立监管标准； EPA必须在今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新建电厂限排条例的制定，到明年6月之前出台针对老电厂的限排条例草案，最迟于2015年公布最终版本。
负责审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美国内政部则需要保证，到2020年之前放行的项目总装机至少能够满足6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此外，2020年前内政部还要完成在获联邦政府住房补贴的住宅上安装1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的目标，同时到2030年通过家电和政府大楼的节能措施，至少累计减少30亿吨碳排放；到2018年之后，美国将陆续出台针对重型车辆及卡车的新油品标准；空调和冰箱等常用的制冷剂氢氟碳化物这类威力极强的温室气体，也将成为未来美国重点治理的污染物。
在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项目投资，消除投资障碍和歧视条款；短期内成立由联邦、地方和社区三级官员组成的顾问小组，为政府加强基层工作出谋划策；针对在2012年桑迪飓风中受灾严重的地区制定一系列防范措施，帮助抵御未来极端天气或其他气象灾害的影响；建立全国联网的应对旱情合作机制，并加大恢复森林和牧场的力度，以增强这些区域的防火能力。
奥巴马曾在其首个任期内积极推动减排立法，但终因国会反对功亏一篑。在赢得连任之后，奥巴马下决心摆脱国会影响，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推动减排，力争实现2020年美国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目标。这一举动也让外界对今后的全球气候谈判产生了新的期待。
外界注意到，美国气候新政的一个亮点是美国首次提出，要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努力推动现有的和新的国际减排机制，其中包括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减排协议；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向海外燃煤发电项目提供公共资金，除非这些项目设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或者项目采用CCS等清洁技术；美国还将致力于推动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与贸易伙伴国就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在内的环保产品进行的贸易谈判。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奥巴马上台以来针对气候问题最具激情的一次演说。细心人甚至发现，为了强调气候变化的危害性，奥巴马甚至改变措辞，首次用“碳污染”取代了“碳排放”。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在欧洲，近年来欧债危机一直主宰政治日程，气候变化问题则退居幕后。如今，欧洲环保人士则表示，希望奥巴马的演讲能够成为重振全球气候谈判信心的一剂强心针。欧洲气候基金会主任汤姆·布鲁克斯指出：“如果美国和中国都行动起来，那么欧盟单独行动的论点显然将不再成立。”
在美国，电力行业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据统计，美国40%左右的温室气体来自电力行业。目前美国共有1142座现役燃煤电厂，大部分碳排放不受控制。其中位于南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Robert W.Scherer电厂规模最大，每年燃烧的煤炭多达1100万吨。
面对环境监管的压力，美国电力企业也考虑过转型，逐渐由烧煤改为烧气。过去几年，页岩气的大开发一度让这个转型接近成功，但近几个月本土气价的快速上升打消了电企的积极性。今年一季度，美国能源行业碳排放总量同比增长3%，而上年同期则同比下降了4%。
分析人士预测，美国将有1/3的燃煤电厂会因新监管条例的出台而被迫退役。美国电力需求整体不旺，尽管大部分火电缺口可由其他能源填补，但工业和居民电价仍面临上涨压力。据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力企业过去不愿意过度依赖天然气发电。
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指出，气候新政将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42%。华盛顿Bracewell & Giuliani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科特·赛高则认为，现在还不好说气候新政到底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根据两名民主党议员亨利·维克斯曼和爱德华·马凯提交的、针对2009年《气候法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分析，通过《气候法案》将使得2012-2030年期间美国GDP减少3.1万亿美元，削减240万个工作岗位，并导致电价显著上涨。
据《纽约时报》报道，气候新政遭到共和党人强烈抵制，他们指责白宫“手伸得太长”，有可能影响美国能源生产，甚至是国家经济的复苏。美国众议员发言人、共和党人伯纳称：“刚公布的政策实际上在上届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就已遭到否决。”然而也有分析指出，尽管伯纳所言不虚，《气候法案》的确是在民主党手中被终结，但深层次原因并非法案本身，而是当时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