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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中第一条便是废止《关于发布的通知》，这意味着我国将正式取消实施长达18年的煤炭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从而让煤炭供求回归市场机制。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稍早时候，在9月20日，美国环保署公布了长达400多页的最新碳排放管制提案，其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说明如何通过排放标准来加强燃煤火电项目的管制水平。世界资源研究所主任凯文·肯尼迪很支持美国环保署的这项新政策。他说：“新提案表明政府将利用行政权来减少碳排放，也是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积极信号。”
显然，在煤炭管制方面，中美两国一个是做“减法”，另一个则是做“加法”。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加减”的关系，及其后续影响呢？
与煤炭管制的“一减一加”相比，不变的是煤炭的价格，尤其是煤炭与其他能源间的比价关系。相对于其他能源品种，煤炭的价格偏低，绝对价格优势明显。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低价格，在中国这是放开煤炭管制的理由，而在美国，却成为提高煤炭管制水平的原因。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是将煤炭市场化作为“去管制化”的发展方向，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煤炭市场的运作效率，在煤价低迷时完成这样的“去管制化”显然可避免产生过高的制度和改革成本。而在美国，煤炭市场“加管制化”的出发点则是为了碳减排，通过限制煤炭使用来提高煤炭的使用成本，并推动能源的清洁化转型。
表面上看，煤炭管制方面的“一减一加”，似乎仅仅体现了中美两个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各自的能源政策取向，并且相互之间各不相关，但实际上，正是两大能源消费国对煤炭的不同管制方向，酝酿着全球能源史上的巨大变革，即以煤炭为代表的火电将在其价格的滑落中逐步丧失能源主导权。此外，从逻辑上讲，中美两国对煤炭管制的不同态度实则也有着内在的某种统一性。
首先，在历史上煤炭都曾经占据各国能源利用的主导地位，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面临几大挑战，一是不利环保，二是不利节能，三是不够低碳，从而带来诸多能源、环境上的问题。因此，也就出现了遏制其继续使用的发展理念。
其次，在中国这里，煤炭市场去管制化的形式是市场化，但其本质是供过于求的一种反映。世界上甚少会有国家政府对产能过剩的产业进行高度管制，包括颁发许可证等，解决产能过剩的最好途径仍是市场本身，也就是让竞争来消除低效以及过多的供给。这意味着，尽管从短期来看，去管制化的结果是降价，但从长期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则是通过价格波动来出清市场，而最终可以让市场供求恢复均衡。
再次，从减排的角度来看，煤炭的价格趋低并非好事。譬如现在，国际上就有一些能源专家认为，美国对煤炭“管制化”实则不利于全球减排进程，这是因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管制所带来的多余美国煤炭产量无法就地消化的话，就会向国际市场转移，这会大大提高部分执行低排放标准国家利用煤炭的便利，其中就包括欧洲的部分国家。由此，那些对欧盟近期碳排放水平可能提高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在世界能源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样的传导关系同样适用于中国。比如，从近期节能减排的形势来看，随着经济的整体好转，8月份全国用电量同比回升比例高达14%，而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增幅仅为4.8%，扣除15%左右的居民用电，也还足以说明工业用电能效下滑幅度之大。这充分证明，煤炭市场化后，短期内，煤电联动机制已经将其价格信号及效应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了工业部门，这才出现了用电量回升以及节能减排前景堪忧的不利之处。
再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煤炭去管制化为何会与美国的加管制化同步呢？其实这并非偶然现象，更加重要的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全球能源结构转换的必然趋势，那就是两种不同管制化的长期效应。
直接地来看，无论是美国的管制化水平提高，还是中国的去管制化，都降低了煤炭价格，但间接地看，两者都实则在降低煤炭的长期需求水平。一方面，出于环保节能的需要，中美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限煤”政策，包括中国近期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便明确规定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将限制燃煤火电项目的新旧建设工程。这意味着，即便其价格因为去管制化而降低，煤炭也无法被投入市场，形成有效需求。这一点在美国情况不同，联邦政府无法限制各州的煤炭使用权，但却可以规定燃煤火电项目的国家排放标准，其效果与中国实施行政管制的办法相差无几。
另一方面，煤炭市场化后，随着各种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其成本和价格貌似会有所下降，但随着国家通过市场化的途径逐步取消煤炭产业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并逐步规范各种资源和环境税后，煤炭利用的成本和价格总体上将在经过一段时间低谷后重新上扬。当然，下一轮的价格上扬不再会是垄断利润驱动型的，而是转变为税负等成本推动型，其结果是将彻底修改煤炭与其他能源品种的比价优势，削弱其作为主导性能源的地位。
就以上分析来看，中美两国在煤炭管制上貌似行进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但其实质却是殊途同归，即在提高煤炭产业市场自由度的同时，加大对煤炭利用的外部约束。据此，市场切不可以煤炭价格为短期信号，而忽视其背后的各种长期效应。（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