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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在生态文明制度的体系建设中，制订绿色、循环和低碳的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对21世纪经济报道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正面临着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必须寻找既节约资源又环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能源产业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王亦楠对记者指出，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因此，能源结构转型不仅要强调绿色，还要强调其经济效益，不能单纯为绿色而绿色。
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双重压力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能源产业是我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
王亦楠：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正面临着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
首先谈能源紧缺问题。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超过30亿吨标准煤，提前11年打破了本世纪初“用能源翻一番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幻想；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1.99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50％的“国际安全警戒线”；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达到32.5亿吨标准煤，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尽管如此，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却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日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则差距更大。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期，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突出。按照目前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2020年我国将面临至少10亿吨标准煤的能源缺口。而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研究，2050年我国人均装机容量要达到美国2002年的人均装机的一半水平，就得需要电力装机24亿千瓦，而常规能源发电即使发挥到最大能力也只能提供17亿千瓦的装机，距24亿千瓦至少有30%的缺口。
再说环境污染。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严重破坏着生态环境。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我国的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SO2、NOx、CO2排放的85％、烟尘的70％均来自于燃煤。我国63.5％的空气环境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南方城市中出现酸雨的比例占61.8％，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已经高达1/3。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环境容量的上限是：SO2为1620万吨，氮氧化物为1880万吨。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20年，我国SO2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将分别达到4000万吨和3500万吨，大大超过我国环境容量！
与此同时，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减排压力。根据IEA的统计，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目前我国仍然以每年2-3亿吨煤炭消费的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新记录。如果不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提高能源开发、加工和转换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是难以实现我们许诺的2020年减排的国际承诺。
因此，历史已经把我国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必须在碳排放受到抑制的世界里寻找出路，必须寻找既节约资源又环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产业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让煤炭“绿起来”
记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们能源产业转型的难点，您认为煤炭产业应该如何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王亦楠：根据对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的预测，现在以至将来（直到2050年甚至更晚）煤炭将一直是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力，并且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煤炭年消耗的绝对量仍然会继续增加（在总能源中的比重应逐步下降）。
煤炭在我国的利用方式一直非常粗放：受制于回采技术的限制，我国目前煤矿平均回采率不足40％，大大低于75％的国家标准，而美国煤矿回采率多在80％甚至90％以上；我国原煤的洗选比例也仅为50％，落后发达国家10多个百分点；我国煤炭的使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共生产原煤32.4亿吨，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8％，如果在上述任何一个环节上提高一定比例，都将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含灰、高含硫、高含水的低质煤约占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造成了煤炭整体使用效率低下，原煤洗选环节可在源头上控制煤炭的污染、减少发电企业脱硫和除尘的负担，还可以将大量的煤矸石分离出来，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
比如，曾有统计计算，煤矿回采率和利用效率分别提高10％的话，多出来的煤炭资源所产生的发电量，就能抵得过几十个三峡，数百倍于当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
煤炭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性能源，从开采、洗选、运输、转化和利用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让煤炭的使用“绿起来”，是我国能源结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的重要战略之一。
近年来，国家对煤炭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煤炭的安全生产方面，特别是2004-2005年接连发生了几起上百人的事故之后，安全成了煤炭发展的重中之重。相比于风电、核电在政策东风下获得的狂飙式增长，占到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高达68％的煤炭，在其高效和清洁化利用上还缺少一个清晰的国家战略。洁净煤技术虽然早已列入规划，但一直缺乏具体的政策细则支持。
既然煤炭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要占据能源结构的主导地位，建议尽快从政策上、技术攻关上开展煤炭产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研究。
可再生与常规能源混合应用
记者：在煤炭的清洁利用之外，也应该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王亦楠：“十一五”期间以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被纳入优先发展领域，但是直到目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还处于极低的水平（2009年只占我国全部发电量的1.24％），与其丰富资源量相比，还有极其巨大的潜力可挖。
另外，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也不清楚，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各提各的指标，各打各的仗”。几年下来出现了种种问题，如风电和太阳能产能过剩、生物质发电燃料价格高涨等等。可再生能源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替代化石能源的最重要战略选择。在当前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与常规能源相比还不具备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地确定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各自的开发利用方向和发展规模，深入研究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之间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以及当前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利用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切忌盲目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和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式的“替代”化石能源。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还并不具备足够的成本优势条件下，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之间可以相互结合、优势互补，这不仅缓解了可再生能源目前面临的高成本障碍，而且还能在目前传统能源所主导的领域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可再生能源和常规能源的优势互补可以根据一个地区的资源和工业条件有多种多样的技术选择。比如在农业大省，可以用生物质能改造实现燃煤小火电的“绿色转型”。近几年来，关停小火电在取得节能减排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影响冬季供热、造成很大投资损失和人员安置问题。而我国燃煤小火电机组2/3分布在农林剩余物资源丰富的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等10个农业大省。如果用当地富余的秸秆替代煤炭做为燃煤小火电厂的燃料来源，则既能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又能盘活小火电资产、获得多种经济效益，还为秸秆禁烧找到了出路。
在现阶段各种能源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不仅极大拓宽了可再生能源的适用范围，而且还避免可再生能源发电间歇性的弱点。所以，建议尽快开展有关这种可再生能源和常规能源混合应用模式的相关激励政策。
如何处理发展与经济效益关系？
记者：能源产业转型在强调绿色循环低碳，如何处理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王亦楠：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还必须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高额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是当前发展清洁能源的一个主要障碍。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因此，能源结构转型不仅要强调绿色，还要强调其经济效益，不能单纯为绿色而绿色。长期依靠国家补贴生存的绿色能源技术是不值得推广的，也是不符合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依靠科技创新、解决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高成本问题，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效益包括当前的和未来的两个方面。有些绿色能源技术比如太阳能发电、纤维素乙醇虽然当前不具有经济优势，但是未来5-10年内却存在着巨大的成本下降空间，可以与火电、汽油相媲美。对于这样的技术，我们应适时出台政策措施推动科技创新。
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应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集中到最有可能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的科学技术问题，如提高我国火力发电效率的研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并网的研究、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研究、以纤维素乙醇为代表的生物燃料开发等先进技术；而不是优先投入那些耗资巨大却不切实际的能源技术，如受控热核反应、氢燃料电池汽车等等。所以，选择什么样的绿色能源技术重点研究、在什么阶段达到什么目的，应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研发基础有清晰的战略部署，不能脱离国情、盲目追随国外，浪费宝贵的研发资源。
